厚重濮阳middot中华第一龙系列中

厚重濮阳栏目名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仝相和题写

年在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西水坡仰韶文化址发现”中华第一龙”。在一个墓室中部的壮年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龙图案身长1.78米，高0.67米，昂首、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腾飞。虎图案身长1.39米，高0.63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摆，四肢交替，如行走状，形下山之猛虎。墓主人的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被考古学者验定为“中华第一龙”。

（九十岁高龄的刘文选先生特意为本栏目书写的中华第一龙）

龙碑是纪念中华第一龙特设的纪念碑。位于濮阳县城西南角，国道与西环路交汇处，与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古城墙交相辉映。

龙碑由碑顶、碑身、中座、基座四部分组成。碑顶呈三角形，略大于碑身，碑顶每角卧一石龙，栩栩如生。雄伟高大的龙碑展现了濮阳龙乡的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城市的勃勃雄姿。碑身为三棱形，由三根巨龙石柱支撑，龙柱高12米，分别由8节8吨重的花岗岩砌成。

龙柱之间是三块石碑，分别镶嵌着三组刚劲有力的金色大字“中华龙乡”、“颛顼遗都”、“帝舜故里”，系著名书法家、太原市市长曹中厚书丹。基座为圆形，直径21米，设8步台阶；中座也为圆形，高2米，直径10米。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19.97米（象征着年兴建），总重量吨。周围镶砌8幅浮雕，分别为“中华龙源”、“颛顼乘龙”、“相土造车”、“启铸九鼎”、“孔子居卫”、“铁丘之战”、“武帝治水”、“澶渊之盟”，记述了濮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中华龙源”意为中华龙的源头在濮阳。年在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西水坡仰韶文化址发现”中华第一龙”。在一个墓室中部的壮年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龙图案身长1.78米，高0.67米，昂首、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腾飞。虎图案身长1.39米，高0.63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摆，四肢交替，如行走状，形下山之猛虎。墓主人的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被考古学者验定为“中华第一龙”。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龙的起源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美学史、宗教史、天文历法等都有重要意义。考古学家邹衡题词：“华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年10月中旬，“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研讨会在濮阳举办，在这次会议上，濮阳市被命名为“龙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把刻有“龙乡”二字的铜匾赠送给濮阳市。濮阳因此被称为“中华龙乡”、“华夏龙都”。

颛顼乘龙。上古五帝之一颛顼建都帝丘（今濮阳县五星乡高城一带）。颛顼时代疆域版图进一步扩大，《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幽陵”即幽州，广及今外蒙古；“蟠木”即东海上的度朔山，民间又称“桃都山”；“流沙”古称“居延泽”，位于今甘肃张掖市境内，具体位置在古居延海的南面。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四方疆土颛顼全都巡视过。《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引用孔子的话说，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他曾“乘龙而至四海”。依孔子的说法，颛顼应是中国最早远行西域的君王。传说，颛顼经常乘着飞龙巡视四海，鸟兽动物、草木植物、大神、小神，他都非常恭敬地安抚劝勉。凡是太阳能照到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巡视察看，天下百姓及神鬼都乐于归他。有一次，他乘龙巡视，因疲劳过度，从龙背上掉了下来，停止呼吸。这时，北风吼叫着刮来，泉水随着风势咕咚咕咚地往外涌，眨眼工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山上的蛇都变成了鱼在水中蜿蜒流动，这鱼附在颛顼的身上，颛顼居然又逐渐缓了过来，死而复生，继续巡视。

相土造车。相土是商朝先祖樊（阚伯）的孙子。夏朝年间，相土带领商族子民迁徙到现在濮阳东南的位置定居下来，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节便游徙经商。当时经商载货用的车是黄帝时期使用的轩辕车。这种车的前面装有一个曲形木杆，叫做辕。木杆前为一横木，将牲畜的脖子绑在木杆前面的横木上拉着车子走。这样的车子虽然平稳，转动却很不灵活。商族经商要游走四方并穿越大街小巷，这样的车子他们感觉很不灵便。

相土以为轩辕车转动不灵便的原因是轮子太多，就将原来的四个轮子减少到两个轮子，增加一根木辕成为双辕车。改进后的双辕两轮车连同牲畜成为三点一线的组合，这种结构保证了车子的平稳，又便于车子灵活转弯，很是简约便当。

双辕两轮车自此诞生。商族也由此日益强大。这就是历史上的“相土造车”。双辕两轮车出现后就迅速普及。相土此后又发明了一辕两畜拉动的双轮车，这样车后来被改进成战车。这种战车曾在中国历史上风靡一千多年，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双辕两轮车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直到上世纪末机动车取代畜力车后才退出社会舞台。

相土造车的事件在《竹书纪年》中有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随迁于商丘。”乘马，就是驯服马作为交通工具；也可解释为用马或牲畜作为代步或交通工具。唐代杨倞这样解释：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

相土对原有车构造的改进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商族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历史上关于造车记载的历史人物还有：伏羲氏、少昊、黄帝、尧、奚仲、吉光、王亥，具体谁是某种车的发明者或改进者现在都无法考证。

启铸九鼎。鼎是一种礼器，由石器时代的陶鼎发展而来。它后来被赋予王权，成为国家的信物。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左传记载为大禹之子启）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固有“得九鼎者得天下”之说！

《汉书·郊祀志》记载：“昔者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远古时代的三次铸鼎，以禹铸九鼎最为著名，被历代指证和认可。

禹铸九鼎，也有说启铸九鼎。不管是禹铸鼎还是启铸鼎，铸鼎应该都是他们父子的共同心愿。九鼎铸成后，夏商周三朝代代相传。

九鼎铸在昆吾。《吕氏春秋》、《广韵》等记载：“昆吾作陶。”《云笈七签》也记载，昆吾氏在夏朝前就开采金属，并用作陶的办法“成范”，制作模具铸造金属器具。由于昆吾人高超的铸造技艺，周代以前掌管铜器治炼的官职还被称为昆吾。

昆吾人精湛的金属制作技艺，理所当然的承担起制作九鼎的任务。制造九鼎的工程师叫蜚廉。铸鼎前，昆吾国的大巫翁难还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占卜仪式。九鼎如愿铸成。鼎上铸刻着夏朝各方国的名称、位置及九州山川美景、神灵怪异等物。

鼎成为传国宝器。商灭夏、周灭商，首先夺取九鼎，藏于太庙。“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说的就是这一事实。典籍文献中诸多鼎的事件，如“成王定鼎”、“楚玉问鼎”、“秦齐求鼎”、“九鼎护国”、“泗水捞鼎”都是鼎为国之信物的故事。

鼎有多大？吕不韦是见过九鼎大小的人。他在《吕氏春秋》中记载：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意思是说鼎之大可成为供三军食用的饭锅。《史记》也记载。秦武王以勇力著称，他曾倾尽勇力搬起一鼎，但却被累死。古人所说千金之鼎，大概折合现在三四百公斤的重量。

昆吾在哪里？《汉书·地理志》记载：“濮阳本颛顼之墟，夏后之世，昆吾居之。”颛顼之墟乃帝丘，就是今天的高城遗址（濮阳县五星乡高城村）。今《濮阳县志》也记载：帝仲康六年，颛顼之玄孙已樊因功被仲康赐爵为伯（史称夏伯）封居昆吾，并改称昆吾国。昆吾国都帝丘，历十三世。

《濮阳县志—》根据《前汉书·地理志》、《唐书》、《方舆纪要》做出推断：颛顼之都城和夏方国昆吾之都城、卫东迁之都城均在一地，即帝丘、昆吾城、卫都同为一地(P)。但又在“古城邑”“昆吾”条目下这样注解：《括地志》载：“昆吾故城在濮阳县西南三十里。”古代氏族部落名，帝喾时赐樊为己姓，封邑昆吾。善制陶瓷、铸造铜器。夏启曾命铸九鼎于昆吾，即此（P）。由此，志书对昆吾现址的观点并不一致。昆吾城究竟在哪里？有待史学家进一步考证。

孔子居卫。“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史记孔子世家》的结尾。

孔子（公元前—公元前）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他曾周游列国十四年寻觅贤君推行政治主张，却被“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列国君王均未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也难怪孔子悲悯凄伤，“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儙（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年）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到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年）秋回到鲁国，在外十四年，所到之国有齐、卫、曹、宋、郑、陈、蔡、楚等。期间去曹、宋、郑、蔡、楚一次，入陈二次，入卫四次。在陈居住近四年，而在卫国居住时间竟达近十年之久。

孔子居卫期间先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史记孔子世家》，颜浊邹家应该在帝丘城内，帝丘遗址在濮阳县五星乡东高城一带），后来住在“蘧伯玉（籧瑗）家”（孔子在这里广收门徒，地址在濮阳县渠村）。孔子在颜浊邹家居住的时间不及一年，在蘧伯玉家居住的时间则长达近九年之久。

卫灵公重德惜才，孔子刚到卫国卫灵公就给他解决了食禄问题。“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粟六万，在当时为上卿待遇）。但卫灵公并未给孔子封官施展他的政治主张。后来，孔子从蒲回到卫都，卫灵公“喜，郊迎”，还与孔子商讨“蒲可伐乎？”（《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尊重孔子的意见，但仍没给孔子封官。孔子很失落。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为何会独居卫国长达十年之久？

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史记孔子世家》）。鲁、卫国君的祖上都是周武王胞弟周公旦和康叔的封国，都是“姬”姓。卫国的国内有很多贤能的政治家，如蘧伯玉、史鱼、渠牟、孔文子、孙林父、宁武子；还有很多“君子”（“卫多君子”（《左传》），如师襄子、渔夫、公子荆、闵子骞、庆足、林国等；孔子的诸多得意门生也在卫国，如子路、子夏、子贡、井疆、琴牢、颜仇由等。这些人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孔子或许想利用这些人的地位与影响来提升自己。

“颜回采风”很能说明当时卫国的国民素质状况。成语讲孔子师徒刚来卫国时，见卫国境内村庄稠密，农田繁茂，房屋整齐，连连赞叹。此时迎面走来一位头戴象牙梳子的少妇，孔子就让颜回前去采风。颜回走到少妇跟前，拱手施礼说：“我有徘徊之山，百草生其上，有枝而无叶，百兽集其中，想借夫人兵杖罗网赶山捕之，不知夫人如何教我？”少妇听后，稍作沉思，就将头上的梳子取下递与颜回。颜回双手恭敬接过，问：“夫人不问原委就取宝梳与我，为何？”少妇道：“你不是想借梳子吗？”颜回反问：“何以见得？”少妇答道：“徘徊之山，那是君的头；百草生其上，有枝而无叶，那是君的发；百兽集其中，那是法中生了虮虱；想借落网捕之，就是借梳捕虱子。因此我借梳与你。”颜回肃然起敬，解发临风梳理，而后束发加冠，取巾将梳子拂拭干净，拱手送还，长揖而退。颜回回见孔子如实禀告，孔子感叹道：“这妇人的智慧，我自愧不如。卫国教化普及闺门，这很了不起啊！”

不仅如此，卫国当时的国君卫灵公聪颖好学，识贤用贤。他重视工贸，发展农桑，使卫国出现了诸如咸、洮、楚丘、青丘、五鹿、茅等几个工贸城镇，都城帝丘更是作坊林立，号称“百工”。文化繁荣，“卫风”诗歌冠绝诸侯。卫灵公当政四十多年，创造了一个“中兴”的时代。孔子在与弟子子贡的一次谈话中对卫灵公评价甚高，称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贤君”。孔子回国后曾当着鲁国国君鲁哀公的面称赞卫灵公。

孔子虽抱着施展政治主张的目的周游诸国，但他在居卫的最后六年潜心于教学与学问研究。他著述了《春秋》，整理了《乐》、《诗经》、《礼》，还注释了《易经》等。孔子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七十二岁“搁笔”。由于孔子返鲁居住时间较短，应该可以说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均在濮阳。濮阳是孔子的第二故乡，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

铁丘之战。铁丘在《左传》中称“铁”。今天濮阳有铁丘村，即古“铁”地。铁丘之战发生在公元前年，交战的双方为晋国和郑国。《春秋》和《左传》对这次战役都有记载。

　　战争是由于郑国子姚、子般押送齐国送给晋国中行氏、范氏的粮食而引起的。赵鞅是晋国大夫，实权在握，因迁卫国百姓于晋阳，和邯郸赵午发生矛盾，并最后杀死赵午。赵午的舅族中行氏，以及和中行氏有姻亲关系的范氏遂联合进攻赵鞅。晋定公派兵讨伐中行氏、范氏，中行寅、范吉逃到朝歌。

公元前年八月，齐国送粮食与中行氏、范氏，由郑国的子姚、子般押送。赵鞅闻讯，欲报被攻之仇，便组织力量袭击运粮车队。赵鞅由卫太子蒯聩支持，陈兵铁丘与郑人大战。赵鞅被射中肩膀，军心几乎动摇，伤亡惨重，但卫太子蒯聩奋勇争先，将郑军击败。铁丘之战是春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范例，也是春秋史上一次较有影响的著名战役。

年，考古工作者在距铁丘遗址南1.5公里的西水坡遗址东周文化层发规了规模宏大的阵亡士卒排葬坑，经考证可能是该次战斗的遗迹。

在濮阳西水坡遗址东周文化层出土30座整齐排列的阵亡士卒墓。每坑约20人。在遗骸上还发现矛头、镞等兵器残留。经鉴定，年龄在18—30岁。

武帝治水。古书所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决口改道发生于东周时期。西汉以后，河道变迁有了较多的记载。当时黄河下游普遍修筑堤防以堵洪水，结果泥沙越积越多，大堤越修越髙，形成地上河，决溢泛滥次数逐渐增多。其中破坏程度较大的一次要算武帝元光三年的濮阳瓠子河决。

元光三年(前)夏天，黄河在濮阳瓠子一带决口，河水南漫，注巨野，侵夺淮水和泗水，淹没16郡。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组织人力堵塞决口，屡堵屡坏，水患长及20余年。元封二年(前)，汲仁、郭昌组织士卒数万人到瓠子堵决。武帝封禅泰山回长安路过濮阳，亲临瓠子决口，将自己的白马玉璧沉入河中，以祀河神，并命随从大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最终瓠子决口被堵塞成功，导河水使北流，分为两股，使复故道，而梁、楚之地不复有水害。工程完毕后，在新修筑的黄河堤上建立一座宫殿，命名为宣房宫。武帝作诗《瓠子歌》两首以抒怀。

从此以后，各地主管官员都十分注重兴修水利，纷纷修堤开渠，引水灌溉，上万顷的农田受益，到处都是五谷丰登，西汉国力得到大大增强。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跟随武帝负薪塞河，有感于此而在《史记》中写了《河渠书》一篇。

澶渊之盟。辽国萧太后为了解决辽宋之间的长期紧张对抗，以战促和，同时也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避免契丹贵族威胁皇权，萧太后与辽圣宗于年亲率大军深入宋境。由此揭开了澶州之战和澶渊之盟的序幕。

辽圣宗与萧太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以大将萧达凛为先锋，绕过冀、贝不攻，直抵澶州。当时北宋的首府在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距离此地不过二百余里。以宋真宗为首的统治阶层惊慌失措。有的大臣主张立即迁都南下，以避战乱。有的主张满足契丹要求予以求和。当时的宰相寇准主张与辽一战，并且力劝宋真宗御驾亲征。

最终，在寇准等主战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宋真宗于当年十一月从汴京渡过黄河来到澶州，登上了澶州北门城楼，进行了一次战前阅兵。一时之间，宋军军心大振，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

宋真宗阅军，宋军士气高涨。接下来一仗，宋军大败辽军，加上此前宋军大将张环在澶州前线以床子驽射杀了前来巡城的辽军主帅萧挞凛，辽军士气受挫。两军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辽兵撤退，派人前来求和。宋真宗也无心再战，派大臣前往谈判，双方在澶州于公元年1月签订盟约，议定：

1、宋辽结为兄弟之国，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

2、宋国每年向辽国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3、两朝罢兵、各守旧界，互不侵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盟约签订后，准备班师回朝之前，真宗皇帝赋诗一首：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杰，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这首五言长律，整个诗章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宋真宗此时忧国忧民、轻松愉悦、如释重负的心情。诗文由宋真宗亲笔书丹。

“澶渊之盟”签订后的一百二十年间，宋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大宋王朝的经济飞速发展。北宋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澶渊之盟还深刻的促进了民族融合，缔约之后，宋辽就成了兄弟之邦。双方交往过程中表现的这种手足亲情关系，恰好反映了契丹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的骨肉亲情。在长期的和平交往过程中，两个民族逐渐融合，这就为日后中国重新实现统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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