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文化的精髓任积泉

宝卷文化——宝卷是流行在甘肃河西一带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其源头是“唐、五代俗讲‘讲唱经文’及演绎佛经故事的变文”，俗讲变文的发展形成了河西宝卷。河西宝卷在张掖保存颇多，有据可查的有多种。从内容上主要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如《烙碗计宝卷》、《丁郎寻母宝卷》、《继母狠宝卷》等，这类宝卷数量很多，质量也好，是最基本的一类；有来自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的，如《天仙配宝卷》、《劈山救母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何仙姑宝卷》等，这类宝卷基本上是从民间传说故事中改编，神话色彩很浓，听起来委婉有趣，感染力很强；有表达历史人物传奇的，如《昭君和北番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包公宝卷》等；有表述寓言和童话故事的，如《老鼠宝卷》、《鹦哥宝卷》、《义犬救主宝卷》等；有记叙佛教活动的，如《唐王游地狱宝卷》、《目莲救母宝卷》、《刘全进瓜宝卷》等。张掖流传的宝卷中最具价值的是产生于临泽民间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这个卷本共有19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构成，叙述了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年）至明崇祯九年（公元年）一位临泽姑娘由凡人成为道教仙人的过程。由于仙姑这一张掖土生土长的神仙的所作所为，寄托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丑恶行为的鞭笞。宝卷中反映的在张掖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因此《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又是一部反映自西汉至明末张掖历史的史诗，对研究张掖古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宝卷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它的存在、发展和人民的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宝卷也是中国民俗文学史的珍贵资料、中国民俗文化史的奇葩，在文学史、民俗文化史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在张掖农村，群众普遍把它当成立言、立德、立品的标准，认为“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有的当它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及时雨；有的当它为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无私棒；有的当它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百宝经。有的家庭儿女不孝、媳妇不贤、家事不顺、人丁不和，用“念宝卷”的方式使家人受到教育，翻然悔悟。宝卷在张掖人民群众中根基之深、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可谓“之最”。

社火文化——张掖的民间社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据统计，目前全市社火尚有50多种，张掖社火按其形式可分为锣鼓类、秧歌类、车船轿类、高跷类、灯火类、模拟禽兽类、模拟鬼神类、武技类等。

张掖社火最普遍的叫法是“秧羔子”，它是一种以打击乐伴奏的跑、跳集体舞。打击乐有鼓、锣、铙、镲。除伴奏者外，舞者共17人。1人为领舞、指挥，头戴帽子，挂黑色老生髯条，穿圆领马褂，一手执波郎鼓，另一手执的道具各县区不一，有执灯笼的，有执膏药幌子的，有执花伞的。此角色选善于言辞而又活泼者扮演，在舞蹈进行的间歇间，由他插一段类似戏剧噱头的“杂活”，俗称“卖膏药”，因而此角色名叫“膏药匠”。在舞完一个系列套路后，“膏药匠”还要针对不同的观看对象唱歌词不同的颂歌，如“这里是个好地方，新打的庄子四方方。人丁兴旺财源广，一年丰收万担粮”。“秧羔子”的舞者分为四排，每排四人。第一排四人身穿马褂，扎靠腿，头戴钻天帽，一手执一羯鼓，一手拍打，因而叫“四鼓子”，也叫“四马角”（“马角”是党项话，意译为“巫汉”。可见“秧羔子”最迟起于西夏）。第二排四人是女角，叫作“四花子”，既“四个花丫头”，头戴花冠勒子，身穿彩色绸衣，下着绣花彩裙，一手执小堂锣，一手拿敲锣小板。第三排四人，武将打扮，画重彩脸谱，穿马甲，扎靠腿(也有个别地方因受戏曲的影响，头戴扎巾，而穿长靠)，带虬髯，多数扎背护旗，少数仍保留着古代原型，扎腰护旗，四人两手各握一个两头尖的棒槌，因而又叫“四棒槌”。第四排两男两女，两男甘州区、山丹县、民乐县饰为书童，高台县饰为道童，临泽县饰为丑，叫“囝囝子”，但都由十几岁的男孩扮演；两女各县市都饰为丑妇，甘州区、山丹县、民乐县、高台县叫“侉儿”，临泽县叫“蛮婆”。“秧羔子”的舞蹈动作以跳跃为主，所以叫“跳秧羔子”。跳舞时，除乐队用打击乐伴奏外，舞者也各敲手中的乐器。“秧羔子”的舞蹈动作比较简单，但套路繁多，共有72种，如单摆尾、双摆尾、单万字、双万字、照三星、钻四门、五盏灯、太极图、蛇脱皮、金钱吊葫芦、拜观音、倒栽葱、扎墙子、半边城、单辫子、双辫子等。张掖社火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甘州区的“春牛舞”、“黄河灯阵”，民乐县的“顶碗舞”，山丹县的“太平车”，高台县的“铁芯子”。

（原文刊载于张掖日报年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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