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张掖的会馆

张掖自古即丝路贸易之重镇，是贸易和物资转输之枢纽。明清以来甘州地理优越，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晋帮、京帮和陕帮等地的客商云集甘州，这些商帮从归化（今呼和浩特）运来京货和山西的铁锅等，又将甘州的皮毛、黑瓷等货物运往他处。他们的身影不仅遍布河西，而且东上兰州、汉中，西去新疆，北上包头、绥远、张家口等地，向以重德守信而著称。

外地商人多了，商帮势力渐强，甘州城内便建立了许多商业会馆：山西会馆、陕西会馆、直东会馆、凉州会馆、镇番会馆、两湖会馆、河南会馆……作为民间资本发展的标志，大量涌现的商业会馆成为明清甘州外地企业家留给后人最典型的物质遗产。

一、会馆的由来及种类

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于明代前期，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使到了清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明清时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起了某些作用。但会馆与过于浓重的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可分为三种：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因科举考试而生，故又称为试馆；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四川的大多数会馆，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第二种因商业利益而建，第三种则主要是为了客居他乡的同乡间互相帮衬，与商业关系不大。

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明中叶以后，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往往兼有第二种、第三种会馆的双重功能。

二、张掖会馆诞生的历史背景

张掖的会馆诞生于明代中后期，最早是由晋商、陕商、京商等外地商人所建，其性质属于同乡行帮会馆，即属于同籍工商业者为联络感情、解决行业纠纷、分配内部利益而建的民居建筑。

鼎鼎大名的晋商、陕商、京商之所以会看中张掖是源于张掖商业的繁荣，而张掖商业的繁荣主要有赖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西汉中叶以来，张掖便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南北各民族交往的十字路口，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于元狩二年(前年)春夏两次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一万人深入河西，击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收复了河西，打开了东西交通的道路，使汉朝的势力得以向西延伸，“张国臂掖”治国方略由此而来。

汉元鼎六年（前年），置张掖郡，政府开始大规模徙民垦殖，戍兵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和繁荣。“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掖遂为丝绸之路的重镇。西汉（前－8年）末年，窦融任张掖属国督尉时，注重发展农牧业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后汉书》记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荒者，归之不绝。”

河西走廊的凿空，使我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养蚕术、冶铁术等因此传到欧洲；同时，西方的植物、瓜果、蔬菜、皮毛、名马、音乐、舞蹈等也陆续通过此道传入我国，“丝绸之路”由此产生。

丝绸之路分南北中三道，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

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偏都口）至张掖。

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

以上三条路线无论那条，都到张掖会合后，由张掖往西变成一条，经临泽、高台、酒泉再至敦煌。这样，张掖就成为丝绸之路上车马辐辏、商贾云集的国际贸易市场，也是东西南北各民族互市的集散地，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自汉唐以来，其经济历来都比较繁荣兴盛。

元朝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元世祖忽必烈亲诏郎中董文用垦甘州之土为水田，仿宁夏之法种水稻。城内建甘肃最大的粮仓－扎浑仓，供应各路军粮。甘州成为河西走廊的驿道中枢和茶叶外贸的转口城市，商路四通八达，商品交易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停留一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以及宗教寺庙。

明代，张掖为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明王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建设了一批学校、书院，使甘州自此进士、举人、秀才辈出。从内地大量移民屯垦，大兴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在甘州大兴土木，修筑长城等一大批军事设施以巩固边防，形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甘州仍然是西北军事补给基地，河西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政治、军事的兴起促进了商业的持续繁荣，张掖成为西北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市场，晋商、陕商、鲁商及京师商人集团云集甘州，建立会馆。加上明政府利用山西、陕西商人运粮、茶至甘州，充实边储和开展茶马交易，从而促进了张掖会馆的繁盛。

清代，张掖为甘州府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节制凉州、肃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清王朝在西部的历次军事行动，如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等，均以甘州为军事提调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

清代甘州府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据乾隆十八年()到任的甘州府教授王学潜的《甘州赋》称颂当时的情景：“其都市之间，衢衖连延，廛市周环。逆旅传舍，轮蹄错盘。酒旗当垆，茶灶蜚烟”，“百物繁颗，争珍斗妍”，“击毂摩肩，袂云汗雨，熙攘往还”，“檀板红牙，觥筹纵横”，“马牧金埒，矢射蒲姑”。有文载：“红灯夜市，依稀槛外之旗亭；画角秋声，隐约城中之箫鼓。”（《甘州府志》）从此可以看出甘州城(今张掖市)不仅商业繁茂，人员凑集，百业旺盛，而且文化娱乐活动也十分火爆。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商人云集张掖，再次兴起建立商帮会馆的热潮，张掖会馆林立，一派兴盛。如山西会馆、陕西会馆、直东（河北、山东）会馆、凉州会馆、镇蕃（民勤）会馆，两湖会馆、河南会馆……各大商团贸易活动辐射新疆、蒙古等西北广大地区，甘州成为河西商业中心和日用杂品的中转批发市场。

明清时期，在张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南下，西进东出，商路达万里之遥。像晋商这样的商帮其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旱码头--张掖自然成为了商帮建会馆的必选之地。

三、张掖商帮主要经营的商品货物

商业的繁盛，要以商品货物交流为基础。酥油口、山丹的煤炭；哱啰口、梨园营的木料；甘州种类繁多的粮谷；特别是野麝、獐、狐、兔、野马、青羊、黄羊、羚羊等野生动物，马、骡、驴、牛、牦牛、羊(俗曰绵羊)、胡羊(俗曰山羊）橐驼(异者独峰)等家畜，历来都是张掖的特产。中药类如枸杞、甘草、红花、麝香、鹿茸、锁阳、何首乌、肉苁蓉、羚羊角、紫苏、葫芥、麻黄、石燕、寒水石、紫石英等各种各样的货源，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它们不仅丰富了甘州市场多种多样的商品需求，而且提高了甘州的知名度。尤其是甘州出产的果干、白麦、乌江米、麝香、冬柰、枸杞、野牦牛毛等，更是享誉海内外，极大地促进了甘州的商业贸易。

康熙三十七年()，清廷下诏哈密回族给予其往来甘州贸易的特权，从而促进了甘州与新疆的贸易交往。乾隆元年()，清廷和准噶尔再次议和，商定以阿尔泰山为界，重开肃州市场。肃州距甘州不远，也大大刺激了甘州市场的繁荣。甘州成了各地商人赚钱的集散地。在晋帮、京帮兴起的同时，他们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运来京货、山西的铁锅等，又将甘州的皮毛等货物运往别处。到后来，各种各样的货物，如河南的土布、湖北孝感的府布、江西的瓷器、西湖的茶叶(是茯茶，细茶无人买)、陕西汉中的药材和纸张、苏杭的绸缎、新疆的毛毯、玉石、葡萄等，甘州市场都可以看到。甘州的各色各样货物，特别是乌江大米、东乐挂面(含有鸡蛋)、张掖果丹皮、当地皮毛、名贵药材等，直运京师，远销各地。

在清代张掖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要算晋帮和陕帮了。此两商帮不仅操纵了甘州市场，而且操纵了河西的市场，甚至影响到兰州和山西、内蒙古等地。据光绪年间的山西和陕西会馆碑记，甘州本地和外来的商号达千余家，仅晋帮的商号就有44家。晋帮的“天成号”与“协同庆”两家，是山西平遥著名商号的分号，财力雄厚，通汇全国。它说明“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余秋雨《抱愧山西》）

四、张掖保存至今的会馆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有保存较完好的会馆80余处，其中30余处已作为全国、省、市级的重点保护文物单位，有的已开辟为博物馆。这些会馆通过保护性开发及开展有关的社会活动，日渐成为人们旅游的热点、

转载请注明：http://www.zhangyezx.com/zysdl/6445.html